（原标题：哥廷根的四度因缘(上)）

2023年热映的电影《奥本海默》中，曾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玻尔（NielsHenrikDavidBohr，1885—1962）对三年便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那时正在剑桥大学读现什物理筹商生的奥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1904—1967）说：“你不心爱剑桥，去哥廷根吧！”一句话说念出了哥廷根当年活着界学术圈中的上流地位。

迄今为止，已有朝上四十位的诺贝尔奖获奖东说念主曾在哥廷根学习、使命或生存过。不外，哥廷根的灿烂群星不光有约翰·高斯（JohannCarlFriedrichGauß，1777—1855）、克念念·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沃纳·海森堡（WernerKarlHeisenberg，1901—1976）这些科学边界首屈一指的东说念主物，还有叔本 华 （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以及如今仍健在的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这些东说念主文社科边界的翘楚，以及“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EduardLeopoldvonBismar－ck，1815—1898）等政事精英。1837年发生的着名的“哥廷根七正人”（Göt－tingerSieben）事件中，除了物理学家威廉·韦伯（Wilhelm EduardWeber，1804—1891），其余包括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达尔曼（FriedrichDahlmann，1785—1860）、格奥尔格·格维努斯（GeorgGervinus，1805—1971），文体家“格林昆季”（BrothersGrimm，雅各布·格林 Jacob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 WilhelmGrimm,1786—1859）、东方学家海因里希·艾沃尔德（HeinrichEwald，1803—1875）和法学老师威廉·奥尔博雷希特（WilhelmAl－brecht，1800—1876），都是东说念主文社科边界的一流东说念主物。

天然二战后哥廷根的学术地位呈着落的趋势，关联词，这座领有陈腐历史和光辉传统的欧洲典型的大学城，依然清闲沉溺东说念主的学术魔力。来访哥廷根的东说念主们只消看到哥廷根火车站站牌上那句“创造常识的城市”（Stadt，dieWissenschafft），就坐窝会感受到这座城市尤其是哥廷根大学在东说念主类常识史上的地位。

迄今为止，在我前前后后已有两年多的德国访学资格中，哥廷根天然不是我呆过最久的，却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德国城市之一。从2009年秋到2024年暑假，我一共去过四次哥廷根：三次到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其中两次是去讲座，一次是密集课程（intensivecourse）的教养；一次是在通常位于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MaxPlanck Institute forReligious andEthnicDiversity），利用暑假时辰担任为期三个月的拜谒筹商员（VisitingResearchFellow）。

初访哥廷根

2009岁首访哥廷根，亦然我第一次拜谒德国的那一年。那时，我作为洪堡学东说念主到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覿tBochum）驻访三个月。关联词，刚巧那一年施耐德（AxelSchneider）老师到哥廷根大学任教并负责重建那处的东亚系。他得知我那时在波鸿鲁尔大学，就邀请我去哥廷根大学演讲。这是我第一次与哥廷根大学结缘。其后我才知说念，施耐德老师其实也出生波鸿鲁尔大学。波鸿是我踏足德国的第一站，第一位邀请我去哥廷根讲座的施耐德老师竟然毕业于波鸿鲁尔大学。如今想来，真让东说念主不禁艳羡寰宇之小，因缘之巧。

施耐德老师是在波鸿鲁尔大学汉学系魏波渡（BodoWiethoff）老师的疏浚之下取得的博士学位，而魏波渡则是德国着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Franke，1912—2007）老师的高足。施耐德老师和我聊天时，曾谈起过魏波渡近乎传奇的一生和治学体式对他的启迪。不外，天然瞩目实证筹商的魏波渡是施耐德博士论文的疏浚古道，魏波渡退休之后，他更早的一位学生魏格林（Su－sanneWeigelin-Schwiedrzik），也一度担任过施耐德的博士论文疏浚古道。但据施耐德自陈，其后影响他更大的反而是好意思国粹者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天然，这并不虞味着他完全接受列文森的具体倡导，仅仅意味着他在筹商体式上也和列文森一样，更瞩目确认历史风光的表面。也正是如斯，他也才尤其偏疼像曼海姆（KarlMannheim，1893—1947）和柏林（IsaiahBerlin，1909—1997）这么更以念念想见长的学东说念主。

2018年3月我请施耐德老师去浙大讲座，他的讲题是“当代性与保守目的的问题：如何息争大批目的与异常目的”无疑骄傲出了他深爱表面的取向。紧记讲座前的晚宴上，我向也曾留德的时任形而上学系系主任王俊说：“施老师天然是史学老师，但他可不是只可说‘事’的，他亦然讲‘理’的。”“慈祥”天然是语带双关的幽默，但意在指出他比较能够谈念念想和表面，不像有的历史学者只会陈设事实、酌定会讲故事辛勤。耀眼中语的施老师明白我的风趣，于是全球会心一笑。

我和施耐德老师的相识，始于2009年的5月。那时，他还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担任亚洲筹商是以及东亚筹商中心的老师和负责东说念主。在那之前，咱们并莫得见过面。但他邀请我插足5月28—29日在那处举办的“儒学与当代社会”（ConfucianismandModernSo－ciety）国际研讨会。于是，咱们就在莱顿贯通了。那一次的会议虽是国际性的，限度却很小，认真受邀参会者不朝上10个东说念主。

2009年5月莱顿那次，应该是我第一次到欧洲。还紧记头一天晚饭鸦雀无声吃到10点半，却浑然不觉如故很晚。因为太空亮堂，如同白天。从那时起，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地区，由于纬度较高，夏天的白天尽头长，夜晚到来得很晚。

莱顿首次碰头时，施耐德老师也许如故告诉过我他是德国东说念主。关联词，当2009年秋得知他如故离开莱顿转任哥廷根时，由于距离5月莱顿的会议不外几个月时辰，我如故未免合计有点儿短暂。至于秋天去波鸿驻访一事，是5月在莱顿碰头时跟施耐德拿起，如故到了波鸿之后才告诉他的，我如故不紧记了。总之，我到了波鸿和他计议上之后，他就坐窝邀请我到哥廷根大学讲座。

初到哥廷根时，施耐德老师去火车站接我。就在他给我安排的下榻旅馆的一楼，他跟我讲述了他由莱顿转任哥廷根的流程。我还紧记，他说哥廷根大学接受了中国的一笔钱。在这笔资金的匡助下，他负责重组东亚系，要诞生一个老师中公法律史的教席，并争取使中语成为当地的第二外语。他告诉我，第一个计划不成问题，第二个计划难度较大。

那一次的讲座，我的题目是“Dia－logicalConfucianism 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天然由施耐德老师主握。讲完之后，咱们和几位师生又一说念共进晚餐，接续聊一些互相感好奇热爱好奇热爱的话题。法例，这个讲题培植了我第二次拜谒哥廷根的机缘，那是2012年的暑假，亦然迄今为止我在哥廷根最长的一次驻访。

哥廷根是一座典型的欧洲传统风趣上的大学城。不外，就在这么一个小城，德国最为着名的科研机构“马普学会”（TheMaxPlanckSociety）下属的84个筹商所中，有5所位于哥廷根。而这5个筹商所的其中之一，便是“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该所的前身是“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筹商所”，原来是马普学会属下惟一的东说念主文体科筹商机构。关联词，其后跟着从事历史筹商的主任退休，就变成了以“宗教和民族千般性”为筹商对象的社会科学性质的筹商机构。这也标明，在德国的学术传统中，主事者个东说念主的身分很紧迫，不乏中国历史上所谓“东说念主存政举，东说念主一火政息”这么的风光。

在德国系数的马普筹商所中，计议东说念主文与社会科学的原来就不朝上10所。原来的历史筹商所变成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之后，就莫得一所是聚焦东说念主文体科的了。不外，且岂论之前马普筹商所毕竟有历史筹商所的传统，如若要说其中哪一个筹商所距离东说念主文体科最近，只怕还就只消哥廷根的“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这一家了。

我之是以简要先容德国马普筹商所的情况，是因为那时刚刚担任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长处不久的范笔德（PetervanderVeer）老师，在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大学讲座的时候，就坐在听众之中。而我第二次赶赴哥廷根，便是缘于他的邀请。天然，这归根结底如故由于施耐德老师请我去讲座。莫得这个机缘，我粗略也不会刚巧和范笔德在阿谁时辰点相识了。

范笔德是一位荷兰籍的东说念主类学家，从2009年到2021年，一直担任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的长处。在职的同期，他亦然荷兰最陈腐的大学之一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University）的校级老师（uni－versityprofessor），在这个位置上直到2019年退休。范笔德老师的专长是专揽东说念主类学和社会学的体式，从事比较宗教养的筹商。他率先对印度的宗教传统感好奇热爱好奇热爱，随后他的好奇热爱好奇热爱又扩张到了中国。我初到哥廷根讲座的时候，也许是他对中国的宗教传统最感好奇热爱好奇热爱的时候，是以他才会去听我的阿谁讲座。

讲座收尾后施耐德老师请全球吃晚饭，范笔德老师也插足，那时我完全不知说念他是谁，也不知说念“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是若何回事。法例就在晚饭席间，范笔德就向我发出邀请，请我找时辰去拜谒。我天然暗示感谢，但因之前如故定好2010年春季有香港中语大学的客座筹备，况且，2010年暑假我又要再次赶赴波鸿。是以，一直要比及2012年的暑假，我才认真接受范笔德老师的邀请，到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担任为期三个月的筹商员。

2009年秋的那次哥廷根之行，因为仅仅应施耐德老师之邀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作念一次讲座，是以只呆了前后不外三天。不外，那毕竟是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即使是仓猝一行之下，那些带有标识性的建筑和景不雅，比如市政厅前的牧鹅仙女（Ganseliesel），如故给我留住了深刻的印象。听说，每一个哥廷根大学的博士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要坐着由老师躬行推送的花车，来到牧鹅仙女的雕镂之下，不仅要为她献上鲜花，还要亲吻其脸颊。因此，全球也就戏称，这个牧鹅仙女粗略是寰宇上被亲吻最多的女生。其后我三次来哥廷根，非论停留黑白，都要去那处给她照几张像。

就在距离牧鹅仙女不远Kornmarkt大街和Markt大街交织的拐角处，是一个绝佳的不雅看点。站在阿谁位置，只需动掸一下脖子，就能一览哥廷根的四座大教堂：西边的圣约翰尼斯教堂（St.Johannis）、北边的圣雅各比教堂（St.Ja－cobi）、东边的圣阿尔巴尼教堂（St.Al－bani）以及南方的圣米歇尔教堂（St.Michael）。不外，这个被地上的铜牌符号的场地，是我第四次到哥廷根，才从一位上我课的同学那处知说念的。

哥廷根之缘

我第二次到哥廷根大学演讲，亦然我第三次到访哥廷根，是2023年的暑假，那时我正在柏林解放大学的“蚁集高档筹商中心”（TheJointCenterforAdvancedStudies）担任“全球视角下的寰宇的酿成：与中国对话”（Worldmak－ingformaGlobalPerspective:ADia－loguewithChina）筹商筹备的筹商员（ResearchFellow）。施耐德老师获悉之后，就邀我再次赶赴哥廷根大学东亚系演讲。这一次我的讲题是“ConfuciusasaCosmopolitan:ThoughtandPrac－tice”。此外，施耐德老师还安排我与他疏浚的五、六位博士生就其博士论文选题进行了一次漫谈。

此次讲座插足的同学不少，前来听我讲座的，还有那时刚巧也在哥廷根大学插足“全球视角下的寰宇的酿成：与中国对话”这一筹商筹备的王晴佳（EdwardQ.Wang）老师。我和王老师很早就在台湾贯通，我任教清华时，和他在北京也见过面。其后我南渡武林，转任浙大之后，印象中就有很万古辰没见了。但此次咱们异途同归插足“全球视角下的寰宇的酿成：与中国对话”筹商筹备，只不外他在哥廷根而我在柏林。我此次来哥廷根演讲之前，和他因插足该筹商筹备在海德堡大学的会议，如故见过一面。此次我来哥廷根演讲，他突出插足并向我提了两个问题，咱们之间就不再仅仅寒暄聊天，而有了较为具体的学术交流了。

像他这么出生中国大陆的华东说念主学者，少不了与国内学界有密切的计议。好多年前在北京时，提及如何照看与国内学界的相干，我随口说了一句“参与但不属于”（participationratherthanbelonging）。他似乎很有颠簸，尤其在发生某位较有影响的华东说念主学者归国赴任后遭遇问题的事件后，他突出给我发音尘，对我当初所说暗示唱和。在海德堡碰头时，他又笑称我当年的话“有表面高度”。

插足讲座的还有在剑桥大学使命的范鑫博士，咱们之前在好意思国有过一面之缘。他好像也在柏林解放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的筹商。天然他也就我讲座的内容提了问题，我也赐与了讲述，但时辰仓猝，就莫得更多的互动了。

我此次讲座在哥廷根大学呆的时辰，比2009年那次要长。讲座以及与筹商生漫谈那天的中午，施耐德老师还突出开车带我去隔壁的乡村吃午饭。据他所说，那处吃的东西在城市里是很少能吃到的，相配具有当地的特色。吃饭的时候，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父亲、兄长以及波鸿的疏浚古道魏波渡的一些生平掌故。这些个体东说念主物的东说念主生资格，让我对二战技艺德国的历史有了更为具体和水灵的感受。

第二天，施耐德老师又专程驱车，带我到距离哥廷根161公里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参不雅。伴随咱们一说念赶赴的，还有施耐德老师疏浚的两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贵人一和刁珊。奎德林堡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存在，因其较为完竣地保存了中叶纪的城市风貌，1994年被蚁集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寰宇遗产。咱们主要参不雅了当地最为着名的奎德林堡修说念院（tiftQuedlinburgorReichsstiftQuedlinburg）。这座建于公元936年的修说念院，是纯净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奥托一生应其母亲马蒂尔达（Mathilda，892—968）之请而建。一方面是为了挂念马蒂尔达的一火夫，也便是奥托一生的父亲东法兰克王亨利一生（HenrytheFowler，876—936）；另一方面，亦然为晚年的马蒂尔达提供一个隐居的时事。是以，亨利一生和马蒂尔达佳耦两东说念主就葬在修说念院中。马蒂尔达确信上帝教，乐善好施，身后被教廷封为圣徒（saint）。由于这一缘由，非论在宗教上如故政事上，奎德林堡修说念院都领有上流的地位。宗教方面，它不仅是专供贵族及皇室的未嫁犬子以芜俚隐修女（anchoress）身份来此学习虔敬生存的女修说念院，况且在教导圣统轨制上是直属罗马教廷的自治院区（self-rulingImperialAbbey）。政事方面，隐修院的院长不仅领有帝国女亲王的头衔，还在帝国议会享有席位。就此而言，这座修说念院赫然是欧洲历史上宗教与政事缜密交织的一个典范。如今，除了亨利一生和马蒂尔达的墓除外，修说念院里还有历任院长的挂念碑以及以往储藏的各式张含韵。

在参不雅这座典型的罗马作风的修说念院时，施耐德老师也跟我了然入怀般地谈起了欧洲的历史，包括政权的更替、谈话的交错，尽头是王室和贵族之间纵横交叉的姻亲相干。听了他的先容，我加强了对“封建”（feudalism）这一不雅念过火实质指涉的贯通。我早已贯通到，若要在中国历史中寻找与马克念念使用“封建制”这一术语时所指的欧洲政事轨制相匹配的历史期间，那么只可追忆到周代。在如今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仍被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由秦至清这一漫长历史期间的政事轨制，恰正是拆伙了“封建”而代之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尽管中国的前辈学者对中国的“封建”问题早有讲述，但施耐德老师在咱们奎德林堡之旅时对我讲述的德国乃至欧洲历史，却使我赢得了更为领会的参照，从而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贯通。

驻访马普所

2009年我第一次到哥廷根时，合计一切都很极新。非论关于哥廷根这所城市如故哥廷根大学，都天然萌发了求学欲。不外，一方面往复无踪，难以多了解；更主要的是，综合的知知趣对容易赢得，直不雅的感受和体会，则非推己及人并在“境中”生存一段时辰不可。因此，如若要说我对哥廷根的“体验”而不是“不雅感”，则更多地是来自我2012年暑假在马普所的驻访，以及2024年暑假在哥廷根大学的教养。

天然，严格而论，我在哥廷根大学的演讲不啻两次，还有一次是在2021年11月12日。那是施耐德老师组织的2021—2022“中国当代性的新视线”（New PerspectivesonModernityinChina）讲座系列的第一场，我的讲题是“TheUnderstandingandPracticeof“FiveReligions”inEarly20thCentu－ryChina.TheWorksandViewsofFengBingnan(1888—1956)”。接下来到2022年7月15号，还有16场讲座。讲者中除了西方学者除外，华东说念主学者依序还有许纪霖、罗志田、王昌伟、王汎森、黄克武、汪晖和郭亚珮六位。不外，鉴于那时疫情尚未夙昔，绝大部分（如若不是全部的话）讲者的讲座都是在线上进行的。

2012年我利用暑假的时辰第二次到哥廷根之后，才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的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我想，它未必代表了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德国几个马普筹商所的基本运转格局。

我最深的印象有两点：发轫，长处的权利极大，险些是“片言九鼎”。是以，2009年我演讲收尾之后的晚饭席间，范笔德便可就地向我发出邀请。况且，这种邀请不是那种松驰客气一下的“口惠”（lipservice）。只消长处发出邀请，便是所里的决定。天然那时“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有两位长处，但大约范笔德侧重宗教，另一位侧重民族，两不相妨，两东说念主均可对我方边界内的系数事务一手拍板。事实上，“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有两栋楼，基本上两个长处各据一处，即便在空间上也达成了各自分治的局面。其次，到了之后我才发现，长处权利之是以如斯之大，与其格局计议。因为除了两位长处，还有一两位有固定位置的老师除外，其余筹商东说念主员全部是契约制遴聘，每三年就要续签。如若长处不舒心，三年期满甚而契约期内，都可能走东说念主。天然，这么的话，那些筹商东说念主员基本上都是博士毕业没多久、暂前锋未找到固定位置的年青学东说念主。

这么的轨制之下，那处的年青筹商东说念主员天然不无压力。关联词，在德国和欧洲早已莫得博士毕业立地就能找到固定职位的情况下，能有马普筹商所这么的行止，依然是好多东说念主心向往之的。此外，在马普筹商所这么隧说念筹商而无教养任务的学术机构中，年级相仿、学科附进的年青学东说念主们旦夕共处、互相交流，关于提高我方的学术水准，亦然很有匡助的。此外，契约制带来的一定压力，客不雅上也会促使所里年青的筹商东说念主员保握穷苦，产出被学界招供的学术效果。

关于他们明天找到固定的学术岗亭，这天然是成心的。正是因为这少量，能在马普筹商所得到一定聘期的筹商员的岗亭，关于那些新科博士来说，已然是一份可贵的机遇了。我昨年暑假在柏林解放大学担任“全球视角下的寰宇的酿成：与中国对话”筹商筹备筹商员时，遭遇一位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临了一年的中国粹者，正在柏林的一家马普所从事筹商。每次从她拿起我方马普所的资格时流透露来的色调，就知说念她是很为我方有这么一番资格而骄贵的。

我去“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担任筹商员，与那处契约聘任的年青学东说念主天然不一样。一来是像我这么的筹商员一般都是长处邀请，利用咱们的假期，是以为期不可能像那处契约聘任的筹商东说念主员那么长。咱们一般都是最长三个月。而那些契约聘任的年青学者，则一般是聘期三年。最紧迫的划分是：我在拜谒技艺，除了插足所里的活动，完全解放，不错专注于我方的学术筹商。天然邀请函里写的是我和范笔德老师一说念从事“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的筹商，但其实这原来是我我方的筹商筹备，马普所对我并莫得科研任务上的条款。而那些契约聘任的年青学者，则三年之内需完成所里条款的科研任务。在这个风趣上，像我这么的受邀筹商员不错说是“访客”，而通过契约聘任在那处使命的年青学者，则不错说是“雇员”了。

天然，如若不是范笔德对中国的儒祖传统有好奇热爱好奇热爱，凝听了我2009年秋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的那次讲座，并就地向我发出邀请，“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与我未必不太会发生杂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直到我躬行去了那处，才发现筹商所里的“雇员”们险些全部领有东说念主类学或社会学的学术布景，惟一的例外是一位菲律宾裔的年青博士，他的专科是政事学。那一年和我差未几时段同去担任特邀拜谒筹商员的，还有比我稍早的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其后转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丁荷生（KennethDean）老师、来自厦门大学的郑振满老师以及那时在上海大学任职的巫达老师，他们基本也都是东说念主类学的布景。尽管郑振满老师隶属于厦门大学历史系，但他的筹商使命基本上接管的是东说念主类学的体式。他与丁荷滋长期配合，在福建从事民间宗教的田园捕快，已是学林佳话。因此，就学术布景和专科磨练来说，我统统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也正是在这个风趣上，如若莫得和范笔德老师在2009年的那一次相识，我粗略不会和“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结缘。

范笔德之是以当初会去听我演讲，多半是我的讲题“Dialogical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引起了他的好奇热爱好奇热爱。顾名念念义，我是把儒学行为一个宗教性的传统来看待的，况且，我还强调了儒学传统的对话性以及如今要将对儒学的贯通放在全球的合座之中这两个方面的念念考。关于范笔德而言，他一直竭力于于全球范围内对宗教与民族目的等问题的筹商，并在这两个边界取得了国际招供的树立。因此，他对儒学这种长期在东亚地区阐述宗教功能、却不基于一神教格局的念念想体系的柔软，是完全不错贯通的。天然，他对儒学感好奇热爱好奇热爱，未必与他老婆是越南东说念主也不无相干。这少量，是我去了之后见到他老婆，才理猜度的。

我想，他从我的演讲中应该也不错辨识，我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探讨，主要如故从宗教形而上学、念念想史的角度，与其个东说念主乃至他所主握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在合座上以东说念主类学和社会学这种社会科学的体式来筹商宗教的念念路，如故有很大不同的。他明白我的取径与其不同而仍主动邀请我去拜谒，骄傲了他绽放的态度和乐于从其他传统过火内在筹商者那处取益的心怀。

不外，对我来说，直到2012年暑假去了哥廷根的马普所之后，我才对范笔德以及他领导之下的系数这个词“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千般性筹商所”的路数有了贯通。跟着我以德国为基地而扩大我在系数这个词欧洲的“为学”资格，我领会地贯通到，欧洲乃至系数这个词西方对中国宗教的筹商，其主流或至少东说念主多势众风趣上的主流，在体式和取径上是东说念主类学与社会学，而不是宗教形而上学和神学（theolo－gy）；在内容和对象上则是民间宗教，而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视为主流的儒释说念三教。举例，和我2012年夏同在马普所住访的丁荷生，其代表性文章之一，便是从东说念主类学的角度筹商明代的三一教过火教主林兆恩（1517—1598）。在夏威夷大学，我遭遇了戴安德和郭启涛，尽管他们都属于历史系，但他们的筹商边界却都聚焦于民间宗教。

关于西方中国宗教筹商的这一基本特色，我酿成了我方的倡导：一方面，尽可能接收其效果和体式；另一方面，也弗成完全亦步亦趋。后者关于如今中语寰宇从事中国宗教筹商的学东说念主来说，未必更要有充分的自发。我发现，中语寰宇不少从事中国宗教筹商的学者，经常会误以为这种偏重东说念主类学、社会学的体式就代表了西方宗教筹商的全部，殊不知西方一直以来还有浩繁的宗教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传统。二者在西方并存不悖，中语寰宇的学者弗成只见其一，不知其余。而所谓宗教东说念主类学和宗教社会学，其实是从东说念主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筹商宗教风光。尽管咱们可能波及到宗教的中枢要素——“信仰”和“精神性”，但这种波及与宗教形而上学和神学对这些要素的深入探讨比较，赫然不可等量皆不雅。这少量，我曾在我的《儒祖传统：宗教与东说念主文目的之间》增订版的弁言中尽头提到，但愿能对读者起到一定的教唆的作用。